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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1日,本网曾报道《救人？不慎落水？广安首起涉见义勇为行政诉讼案开庭》，7月4日，该案在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，在法庭举证、质证及辩论环节，原告黄利强提交了多项新证据，力图证明证人柏某前后陈述不一致系受家庭影响所致，其后续证言更接近事实真相，被告代理人刘斌则辩称，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黄磊确系救人而亡；即便确有其事，黄磊当时负有对刘某的特定救助义务，不满足见义勇为的评定条件，庭审持续近三小时，法庭未当庭宣判。

唯一证人：两份证词前后矛盾，如今踪影难寻

2013年8月18日,广安市广安区石笋镇发生一起悲剧：17岁少年黄磊与12岁少年刘某在水边双双溺亡，作为现场唯一目击者，黄磊的同学、刘某的表姐柏某先后作出两份截然不同的陈述：起初称二人系意外落水，其后又称黄磊是为救刘某而牺牲，这一反复，令黄磊是否属于“见义勇为”陷入争议。

三年来,黄利强为儿子奔走呼号，坚信儿子是救人而亡，誓要为其正名，但广安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广安区综治办”）认为不符合评定标准，未授予黄磊“见义勇为”称号，去年7月，黄利强一纸诉状，将广安区综治办及广安区人民政府告上法庭。

黄利强在庭审及庭外多次表示,柏某前后矛盾，前一份证言系受外界干扰所作出，后一份则是“良心发现”后的真实陈述，他开云旗下奢侈品说：“我开云旗下品牌只有这一个儿子，打官司不是为了钱，只是希望给他开云集团一个应得的名分与荣誉。”谈及柏某，他语气平静：“我不怪她，已快两年没有联系了。”

柏某并未出庭,7月4日下午，记者尝试联系其在广东汕尾打工的亲属，获悉其原电话号码已注销，线索中断，其本人如今下落不明。

原告新证据：打捞人员称黄磊救人时与刘某相拥

7月4日上午9时,庭审在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，原告黄利强当庭提交了多组证据，包括柏某两份证言的书面材料、公安机关调查笔录，以及一份录音材料——记录打捞人员所述“黄磊确系救人而亡”的关键证词，这份录音材料，成为当日庭审争议的焦点。

原告代理人何定全指出,打捞人员黄某在听到柏某呼救后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，当时柏某称黄磊为救刘某而溺水，更关键的是，打捞人员将两人打捞上岸后，发现黄磊与刘某身体相拥，黄磊一只脚上还穿着黄色拖鞋，何定全认为，这一细节足以说明黄磊在水中有施救动作，与刘某抱在一起，救人行为客观存在。

被告代理人刘斌则反击称,该打捞人员的证言存在“造假嫌疑”，他透露，经广安区综治办调查，黄利强曾找到三名打捞人员，以“见义勇为后可为黄利强办理养老保险”为由，诱导其编造救人情节，并支付每人300元报酬。

对此,原告代理人何定全未完全否认支付事实，但他解释称，这笔钱是村民接受询问占用了时间，属于误工补偿，并非“收买证言”。

被告新说法：即便救人，也系“特定义务”不属见义勇为

被告代理人刘斌进一步提出法律层面的抗辩,他指出，即便黄磊确实实施了救人行为，也不符合见义勇为的法定标准。

依据《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》第二条及《广安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，见义勇为是指“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，为保护国家、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、财产安全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”。

刘斌分析称,事发当日，柏某与黄磊均已年满17岁，二人相约前往同学家，12岁的刘某要求跟随，柏、黄并未拒绝，三人同行，此种“在先行为”在法律上构成一种特殊关系——两人作为年长者，负有对未成年随行者的照顾义务，当刘某提出去水边玩耍时，柏、黄未加劝阻，亦未采取有效保护措施，这进一步强化了其责任。

“柏、黄二人均属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，虽自身亦未成年，但其带刘某同行的在先行为客观存在，法律上对其负有照顾、看管、救助的义务，这种义务来源可以是法定的，也可以是约定俗成或道义上的，即便黄磊实施救助，也属于履行特定义务，不符合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。”刘斌说。

对于这一说法,原告代理人何定全当庭反驳称：“若将‘同行’视为义务来源，那所有结伴出游者是否都必须对同伴负无限救助责任？法律并未规定普通同伴间负有强制救助义务，黄磊的行为显然是超出常态的义举，符合见义勇为的精神内涵。”

庭审结束后,审判长宣布休庭，案件将择期宣判，黄利强走出法庭时神情凝重，但目光坚定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会等这个结果，我要给儿子一个交代。”